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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近东危机一开始出现，迪斯累利便把它视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机，因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无形的剑，刺痛了英国人的咽喉和心脏, 除去这把利剑对英国人的威胁成了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他利用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间所固有的矛盾，采取了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孤立俄国的外交策略。

    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的外交对策德国在东方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麦“公开宣称他对东方问题的绝对冷漠”，声称“不值得一个手榴弹兵为此牺牲”，但是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欧洲的外交结构。

    因此近东危机对德国是祸福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把欧洲各国的视线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东方，也为德国利用东方问题分化列强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减少他们联合反德的可能；

    另一方面，俄英奥三国随时可能要求德国对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国任何的不慎举动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与法国结盟。

    因此俾斯麦致力于保持中立，使德国避免卷入大国在近东的对立，并尽量使其他强国之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形势。他希望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部需要我们；

    利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

    具体来说表现在：1、在避免俄奥冲突的前提下偏向奥地利，俾斯麦多次谈到“我们能够容忍英俄关系的破裂，却不能容忍俄奥关系的破裂。”这句话显示了俄奥关系在俾斯麦外交优先顺序中的地位。

    然而奥地利和俄国在近东都有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几乎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发生冲突。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就是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消弱德国的欧洲霸权。

    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它的两个盟国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

    因此，俾斯麦支持以“俄奥和解”代替“俄奥冲突”，“消除俄奥之间任何可能的摩擦”支持二者在近东问题上达成协定。比如安德拉西照会、柏林备忘录、赖希施塔特协定等。

    德国在柏林问题上也帮俄国做了干预，比如，德国反对奥国要求进一步消减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占领人数和期限；在索菲亚行政区和巴统问题上予以俄国支持等。

    但是此时，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均势的考虑，德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已发生变化，德俄关系变得不可靠，德奥日益接近，德国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种种有利于奥国的表示。这些有利于奥国的表现是：

    第一， 1876年9月，为了保证得到德国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养地口头探问德国的全权军事代表韦尔德将军：“一旦俄奥战争爆发，德国是否会采取像1870年时俄国所采取的那样的行动。”

    对于这个“会迫使德国不得不选定俄国而反对奥匈”的“博士问题”俾斯麦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复：德国即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实质上就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对于俄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奥国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于1877年签订《布达佩斯协定》。

    第二， 俄土战争后（1878年3月）签订的《圣斯蒂法诺和约》中建立大保加利亚的条款直接威胁到英奥在巴尔干利益。此时俾斯麦又以“诚实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东方问题。

    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俄国于是被迫接受国际会议的仲裁。《圣斯蒂法诺和约》之后，奥国向德国进一步靠拢，俄国对德国增加了不满。

    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会议上，身为东道主的俾斯麦居中调停，声称自己只是个“诚实的掮客”，极力维护俄奥双方的利益，在俄奥争执中尽量保持中立。

    但事实上，俾斯麦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损害奥国的根本利益和与英国导致决裂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奥立场，这使俄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胜利果实，比如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

    俄国将这一切归咎于德国的支持不力，将柏林会议看作是“一次欧洲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主张与英国结盟德国主张与英合作，1876年1月，俾斯麦在会见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时建议英德在近东合作，指出德国“可以通过对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影响来支持英国在那里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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